专访坂本龙一：海啸和癌症逼着我过上健康的生活

搜狐娱乐讯（顾草草／采访）本届威尼斯的非竞赛单元也看点颇多，当代日本音乐教父坂本龙一也带着关于他的纪录片《坂本龙一：终曲》出现在威尼斯电影节。这部电影从他为福岛事件的义演开始，以采访、记录、拼贴资料的形式，呈现了坂本龙一的音乐生涯，以及他当下的生活状态。

这部《坂本龙一：终曲》可能对于资深粉丝来说并无太多新料，因为教授的职业生涯一开始就在聚光灯之下。影片以他不同时期音乐会的记录、影像资料作为章节分割，诸如福岛义演《战场上的快乐圣诞》，Yellow Magic Orchestra时期在洛杉矶的演出等等；以采访作为串联过去与现在的纽带，突出了教授政治立场、支持环保的热情、对于音乐不断变化的追求。由于拍摄时间上的重叠，恰好完整记录了坂本龙一新专辑的创作过程，他在塔可夫斯基的作品《飞向太空》的启发下，创作出全新的、完全电影化的音乐。

在纪录片中透露了他前些年生病的经历，搜狐娱乐采访了坂本龙一和该片的导演Stephen Nomura Schible，在采访中，坂本龙一自己也表示，海啸和癌症让他意识到生命的重要，逼自己过上了健康的生活。他已经不再喝很多酒，学会放下压力。

搜狐娱乐：影片中有很多幕是你在工作时候的场景。专心工作的时候有人拿着摄像机拍你，会不会受到影响，很难投入工作？

坂本龙一：并不会很难，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为此分心的。其实拿着摄像机的人是我儿子，并不是陌生的摄影师。不过就算是自己儿子在拍，还是怪不好意思的。因为工作的时候我的情绪会直接暴露出来，尤其当我弹琴创作时候。虽然因为是儿子，这么多年来经常看着我工作，但是一旦据举起摄像机，还是感觉似乎哪里有些不一了。当然不拿摄像机我才最自在啦。

搜狐娱乐：从纪录片中，我们了解到，因为生病你前些年经历了很多。如果让你描述一下你现在的生活，会是什么样呢。

坂本龙一：从开始治疗算，已经三年了。我现在的饮食非常健康，也不再喝很多酒了，学会放下压力。疾病、健康、死亡都是生命循环中自然的部分。当然海啸和癌症逼着我过上了这样的生活。否则我就像大多数人一样，因为过度忙碌而忽视健康。一旦生病，或者遇到自然灾害，你才会意识到，你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，生不由己。

搜狐娱乐：我对纪录片中你讲的一个故事非常感兴趣。给电影《末代皇帝》配乐的时候，已经到了排练录制的现场，贝托鲁奇逼着你改谱子。你说你从来没有现场改过谱子，贝托鲁奇就立刻表示：如果是恩尼奥·莫里康内，肯定二话不说就在现场改。你不服气，于是花了半小时，在现场就把谱子改完了。这让我很好奇你跟导演们合作的状态，虽然是你的音乐，但是最终还是要为导演的视觉呈现而服务。

坂本龙一：没错这种事儿难免会发生，并不是只跟贝托鲁奇。不管是作为音乐家还是演员，我都得服从导演，因为说到底，那是他们的电影。某称程度上来说，我信奉“导演中心论”，我觉得导演就应该是独裁者，掌控一切。

搜狐娱乐：那这部电影的音乐是谁做主的？

坂本龙一：当然音乐都来自于坂本龙一，我也参考他的意见

坂本龙一：我们的角色和指责是不一样的，他是导演，我只是个被拍摄的对象，并且乐于只做一个单纯的对象，所以我没有给他太多意见……除了一条：拍短点！因为有太多太长的纪录片了，我看的时候经常不小心睡着……

Stephen Nomura Schible：这是个很好的建议，我已经尽可能地缩短篇幅了，所以在剪辑的时候非常痛苦。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珍贵的素材。而且拍摄、剪辑的时候我的背痛又发作了，坂本龙一向我推荐了他的理疗师。所以我每次很痛苦去做理疗的时候他都在，有一天我们一起坐电梯的时候，他突然跟我说：剪辑剪得怎么样啦？把电影弄短点儿！

搜狐娱乐：开拍这部电影的机缘是什么样的？

Stephen Nomura Schible：2012年的时候发生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。我虽然住在纽约，但是十分担心我在日本的家人。因为我在东京出生、长大，所以日本也是我的家。我当时想知道带着儿子回日本是否安全，那时候他才两岁。在纽约当时放了个片子，就是讲核电站事件之后，去日本是否安全可行。结论是否定的。但是后来我发现坂本龙一在前线。我出生在日本，当然知道他的名字、他的音乐。于是我非常好奇，坂本龙一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去福岛？我的朋友告诉我，他当时正在努力在东京举办一场福岛慰问音乐会。我以前也拍过音乐纪录片，综合当时的条件，我心想，这说不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项目。于是我记录了这场音乐会。当时坂本龙一对待核能的态度在日本引发了许多争议，直到今天也一样。由于这个原因，我们发行这场音乐会DVD的计划失败了，因为许多参演艺术家担心会因此失去他们的赞助商、或者唱片合同。我很幸运能拿下这个项目，但这也是因为，其他主流的日本电视导演无法接受坂本龙一的环保主义立场。于是作为一个生活在纽约的独立导演，身份成为了我的优势，我获得了拍摄坂本龙一纪录片的机会。

搜狐娱乐：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坂本龙一的音乐。对我来说，这部纪录片，不仅仅是关于他的政治、环保立场，他一生的经历，更像是记录了他的新专辑《Async》创作的过程……

坂本龙一：其实这部分是计划之外的……因为纪录片项目启动的时候，没人能料到我得了癌症。查出癌症的那一年，本来是我计划制作新专辑的一年，但是我不得不搁置了音乐，全身心投入治疗当中。后来治疗告一段落，我才把当时做了一半的东西重新捡起来。

Stephen Nomura Schible：一开始拍摄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，如果这部电影想要打动人、吸引人，就必须是侧重坂本龙一的音乐，必须关于他的音乐人生。所以我一开始写拍摄计划的时候，就已经决定片名会是“终曲（Coda）”，因为我已经想好了，这部电影会在音乐中结束，而不是打断打断的画外音或者贴一段采访讨论政治什么的。这部电影必须是由坂本龙一的音乐来首尾的。于是拍摄的时候我们渐渐开始跟进他制作新专辑的过程。因为事先没有预料到会拍到这些，所以拍摄比我们预想的要长很多。他的音乐最终汇聚成了那张专辑《Async》，但是整部电影收录了他获得灵感、谱写音乐整个过程，他是一个音乐实验家。

搜狐娱乐：我在听专辑的时候就对你研究塔可夫斯基的部分非常感兴趣，电影中也拍摄了你反复看《飞向太空》、你翻阅他的宝丽来摄影集场景等等。

坂本龙一：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对我来说就是音乐本身，他就是作曲家。我今天刚跟塔可夫斯基的音效师聊过天，他从佛罗伦萨赶来看我的纪录片。我们聊了很多他电影中的音乐，包括有时候他特意选择的静默，以及他对于巴赫的钟情。

搜狐娱乐：我知道你曾经被阿莫多瓦邀请，差点去为他的电影配乐，但是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下去？

坂本龙一：阿莫多瓦毫无疑问是西班牙最棒的导演之一。他当时邀请我去马德里，于是我去了，当时很多演员们也在。我和他们一起待了整晚。那时候我还年轻，还能像西班牙人一样熬夜。要知道西班牙人经常被问：你们究竟睡觉吗？我可是需要睡觉的人。不过西班牙人们对我说：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睡觉。于是整个晚上，阿莫多瓦带我游览了整个马德里。他可能希望在我开始工作之前，先感受一下马德里。不过我在马德里永远也待不够。我本来为他的一部电影写了开场曲，但是他后来并没有用。我没有在抱怨，我知道、理解他的理由，因为我的音乐对他来说不够西班牙。不过他人特别好，每次我在西班牙开音乐会，他都来看。有一次演出完了他到后台来看我，跟我说：你现在的音乐听上去越来越西班牙了！

搜狐娱乐：你和大卫·鲍伊合作的《战场上的快乐圣诞》被无数影迷奉为经典……

坂本龙一：我和他最美好、最深刻的回忆无疑是拍摄《战场上的快乐圣诞》的时候，当时我们南太平洋上一个很小的岛上拍摄，岛上没有游客，我们那里唯一一群外国人。拍摄大概持续了一个月，我们朝夕相处。我们经常在酒吧闲聊整晚。有一天大卫·鲍伊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把吉他，我就问宾馆借了一套鼓。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打起鼓来了——其实我是个非常烂的鼓手！但是当时实在找不到其他乐器了。于是他就伴着鼓声唱起了摇滚乐。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20分钟，人们围着我们感受着音乐。不过并没有被录下来。我非常喜欢大卫·鲍伊最后的专辑。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，他终于重新对音乐感兴趣了，我等了太久太久。当时我很期待他的新作，但是没想到发行两天之后，他就去世了。很多人说《黑星》是他的遗嘱。但是我可不这么想。这张专辑中他的声音是如此乐观向上，绝不是一个将死之人能发出的。

问：在纪录片中，你讲述了为《遮蔽的天空》配乐的过程。我很好奇，原著是那么杰出的小说，而你竟然做到了用音乐去呈现文字……

坂本龙一：这是个挺技术的问题。在《遮蔽的天空》之前，我对给电影配乐的理解不够深。我在作曲的时候，电影的制片人Jeremy Thomas到工作室来看我，给了我莫大的鼓励。渐渐我理解了，配乐就是要把握电影的节奏，并不仅仅是演员运动的节奏，还有摄影师运镜的节奏、对话的节奏、云朵漂浮的节奏，你必须用导演看待电影的方式来看电影。不过现在我的观点是，对于给电影配乐这件事来说，并不存在任何规则。任何声音都可以成为电影配乐，甚至是沉默。

搜狐娱乐：作为演员和作曲家，您和电影的链接一直十分紧密。但是当最近你发布新专辑之后，决定举办一个国际短片大赛的时候我还是挺震惊的……

坂本龙一：因为我觉得我的新专辑《Async》表达的是一种非常电影化的音乐。不是说这种音乐适合给电影配乐，而是这种音乐本身就是电影的一种。很难去诠释。于是我想看看电影人们能不能从中获得某种想象、灵感，做成短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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